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蒲輔周先生簡介

2010-10-29 00:00| 發佈者: fir| 查看: 2039| 評論: 0|來自: 百度百科

摘要: 蒲輔周(1888—1975),現代中醫學家,四川梓潼人。長期從事中醫臨床、教學和科研工作,精於內、婦、兒科,尤擅治熱病。傷寒、溫病學說熔於一爐,經方、時方合宜而施。在幾次傳染病流行時,他辨證論治,獨闢蹊徑,救 ...

        蒲輔周(1888—1975),現代中醫學家,四川梓潼人。長期從事中醫臨床、教學和科研工作,精於內、婦、兒科,尤擅治熱病。傷寒、溫病學說熔於一爐,經方、時方合宜而施。在幾次傳染病流行時,他辨證論治,獨闢蹊徑,救治了大量危重病人,為豐富、發展中醫臨床醫學作出了寶貴的貢獻。曾任全國政協第三、四屆委員。

        中文名:   蒲輔周
        別名:    原名啟宇
        國籍:    中國
        民族:    漢族
        出生地:   四川省梓潼縣
        出生日期:  1888年1月12日
        逝世日期:  1975年4月
        職業:    醫生


人物簡歷
  1888年1月12日 出生於四川省梓潼縣。
  1895—1902年  讀私塾、小學。
  1903—1905年  隨祖父學醫。
  1906—1954年  在四川梓潼和成都開業行醫。
  1955—1975年  任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內科醫師、內科主任,中醫研究院副院長等職務。
  1975年4月   病逝於北京。

  蒲輔周,初習儒,後因經濟原因而輟學,改從祖父習醫,十八歲時即懸壺應業。後又深入鑽研《內經》、《傷寒論》、《溫病條辨》、《溫熱經緯》等著作。醫術益精,名噪一時。後遷成都行醫,並於1965年參加“同濟施醫藥社”,施醫發藥濟貧,于溫病、婦科病證尤有研究。

  1956年,中醫研究院甫成立,即應聘到該院任職,嘗任該院副院長之職。曾以其醫術挽救甚多溫病包括乙型腦炎等傳染病患者。對若干內、婦科疑難雜證,亦頗有治驗。其治病主張靈活辨證,反對泥古不化。其著作有《蒲輔周醫案》、《蒲輔周醫療經驗》、《流行性乙型腦炎》、《中醫對幾種婦女病的治療法》、《中醫對幾種傳染病的辨證論治》等多種。


人物生平
  蒲輔周,原名啟宇,1888年1月12日出生於四川省梓潼縣長溪鄉一個世醫之家。祖父蒲國楨,父親蒲仲思,都是精通醫道、名聞鄉里的醫生。蒲輔周在家居長,下有弟妹6人。全家靠父輩行醫為生,家境甚清貧。蒲輔周7歲開始上私塾,11歲後在上小學同時,還由其祖父講授醫書。15歲起,在祖父潛心教授下,他掌握了不少醫藥知識。於是,白天隨祖父臨床侍診,入晚苦讀到深夜。他以《內經》、《難經》、《傷寒論》、《金匱要略》為基本研讀之書,以《外台秘要》、《千金方》及歷代諸家之書為參考之學。經3年的苦讀與侍診,蒲輔周積累了一定的臨床經驗。18歲便懸壺於鄉里。他牢記前人“醫乃仁術”之教誨,將名字改為輔周,取輔助貧弱、周濟病人之意。

  1917年,蒲輔周至成都開業,數年後返回梓潼行醫。1927年被選為四川梓潼縣商會評議員。1933年被選為四川梓潼縣第一區區長,數月後因病辭職。在此期間,他熱心社會公益事業,1931年倡議成立了梓潼縣“同濟施醫藥社”。此慈善機構,解決了不少貧苦百姓無錢請醫買藥的困難。還創辦了平民教養廠、“施棺會”、西河義渡等多項慈善事業,活人濟世,受到當地勞苦大眾的歡迎。

  1936年,有感於時事日非,且不屑與地方政界同流,蒲輔周又赴成都行醫。同時,在成都亦辦起了“同濟施醫藥社”,並與泰山堂訂下合同,無錢買藥的病人經他免費診斷後,可持他的特定處方去泰山堂抓藥,賬記在他名下,由他定期去結算。  毛澤東與蒲輔周1940年,梓潼霍亂流行,蒲輔周聞訊後,立即匯200銀元和處方一張,要他弟弟們將治療霍亂的藥方抄錄後四處張貼,廣為宣傳;把所匯銀元買成藥品,半價發售,貧窮的分文不取。1945年,成都麻疹流行,蒲輔周常涉水到禦河邊和城郊勞動人民聚居區,為他們免費診治。

  1955年,衛生部中醫研究院成立,蒲輔周奉命調京工作。進京前,他回梓潼,為群眾掛牌義診3日,每天黎明即起,一直診病到掌燈時分。抵京後,他在中醫研究院廣安門醫院內科工作。1956年參加農工民主黨。1960年任中醫研究院內科研究所內科主任,1962年參加中國共產黨,1965年任中醫研究院副院長,並曾任全國政協第三、四屆常委,第四屆全國人大代表,國家科委中醫專題委員會委員、中華醫學會常務理事、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央委員等職務。

  1975年4月29日逝世於北京。

  蒲輔週一生勤於臨床,著述較少,除發表的幾篇論文外,其臨症醫案經學生門人整理出版者有《蒲輔周醫案》和《蒲輔周醫療經驗》等。


人物事蹟
治學嚴謹
  蒲輔周是一臨床大家。在他70多年的醫療生涯中,以振興祖國醫學為志,始終精研醫理,博覽兼收,治學嚴謹,精益求精。

  從青年時期起,蒲輔周就養成了刻苦讀書的習慣,不論春夏秋冬,幾十年不變。調到北京時,他已年近古稀,享有盛名,但他堅持閱讀的習慣不變。除了從書本學習外,他還向有經驗的醫生學習。他平時所用的痛風驗方、百損丸和治肺結核吐血經驗方等,皆得自其他老中醫口授;治療和控制內眼病及白內障等  《蒲輔周醫案》眼病的“九子地黃丸”,也是從四川一位眼科醫生那裏學來的。

  為驗證書本知識,蒲輔周還勇於實踐。如早年對“十八反”產生疑問,曾用半斤蜂蜜加蔥白4兩,將蔥白搗如泥和蜜拌勻,放置半天後,每小時給狗喂三分之一,狗吃後無異常反應,自己又親口服用,仍安然無恙,證實了蜂蜜與蔥白並不“反”。他也曾將海藻、甘草同服,經多次實驗,證明海藻可與甘草同用,用於臨床,發現其軟堅消結之力更強。他還嘗過甘遂配甘草,服後雖反應劇烈,但發現祛痰逐濁效果極好。

  蒲輔周認為,學無止境,學習必須持之以恆。中醫的理論深奧而廣博,沒有堅韌不拔的毅力和活到老、學到老的恒心,是不易掌握的。他對於每一部中醫文獻,無論篇幅大小,都堅持逐章逐節、逐字逐句地細讀,而且反復地讀。蒲輔周說,每讀一遍,皆有新的啟發,只有細細琢磨,才能舉一反三。病有萬端,藥有萬變,只有刻苦學習,才能把病看好。

  蒲輔週一向對自己嚴格要求,從不文過飾非。他早年在家鄉行醫,且已享有盛譽,但由於一次偶然的醫療失誤,他便毅然停診3年,閉門讀書,反思自己的不足。期間,還以一個月的時間將借來的一部日人編著的《皇漢醫學》一書抄畢讀完,並感慨地說:“外國人尚于中醫有如此精深研究,中國人豈甘自卑”!其嚴於自律的精神,於此可見一斑。他為自己行為定下了3條準則:其一,好讀書,必求甚解。見重點,作好筆記,加深記憶;有疑義,則反復查證,務求明辨。其二,謹授課,必有準備。講原文則主題明確,論之有據;作分析則深入淺出,引人入勝。其三,慎臨證,必不粗疏。問病情,則詳察體認,明其所因;辨證治則膽大心細,伏其所主。他這種從嚴要求的治學精神,使他在臨證時能分辨細微,審證診脈之準確較他人更勝一籌。如在一次為一重型乙型腦炎患者會診的討論中,出席的醫生都認為該患者高熱灼手,胸腹痞滿,已3日不大便,脈沉數,苔黃膩,可以用瀉下的方法治療。而蒲輔周卻認為,雖胸腹痞滿,但痞滿而不堅,脈象不是沉實而兩尺呈現滑象,苔厚膩而非老黃,所以不需用下法,大便會自行排出。正當醫生們認真剖析,意見漸趨一致時,護士來報告,說患者已下溏糞。他認證之準確,令同仁嘆服。

  他不僅嚴格要求自己,也嚴格要求學生。他在北京工作時,在周總理的關懷下,為他配備了幾名學生。學生中有出於醫學世家的中醫,也有西醫學習中醫的學生,還有中醫院校畢業生。對學生他都精心培養,倍加愛護。在學術上,則因材施教,按照學生不同情況提出不同的要求。他要求學生多讀書,多看病。凡規定學生看的書,還要求學生提出問題。他說:“學問,必須是學而問”。臨證則讓學生先辨證立法、處方用藥,他再修改補定。
闡發經義

  蒲輔周是富有經驗的臨床醫學家,又是懂得唯物辯證法的中醫理論家。他認為,中醫學有獨特的理論,《內經》、《傷寒論》等典籍,是中醫理論體系以辯證法為內核的結晶,必須認真繼承和發展。他對《內經》和《傷寒論》有精深的研究,在繼承《內經》、《傷寒論》的理論基礎上,對其中的一些理論問題作了精闢的闡發,體現了他師古而不泥古的風範。

  如對“冬傷於寒,春必病溫”和“冬不藏精,春必病溫”的經義,擺脫了一般學者從伏氣論的觀點所作的解釋(即冬日受了寒邪,邪氣伏藏於體內,到春天發為溫病),而是從冬不藏精比類悟出,冬失因藏和冬病傷寒之人,其正氣必虛,春天邪氣所湊,自然容易感染而得溫病,不可能由冬天感受的寒邪,整個冬天伏藏於體內而到春天才發病。 又如對“陽常有余,陰常不足”的看法,他認為五臟六腑皆有陰陽,何者為陽有餘?何者為陰不足?且陰平陽秘,精神乃治,一有偏勝,則必為病,豈可能陽常有余,陰常不足,而人不為病的?所以人體之陽,不是火有餘而是水不足,這就是王冰“壯水之主以制陽光,益火之源以消陰翳”的本意。但自朱丹溪提出此說後影響醫界數百年,直至明代張介賓提出“陽非有餘,陰常不足”,才將朱丹溪的影響糾正過來。反映了蒲輔周繼承前賢學術,博學廣思,師古而不泥古的精神。對《醫林改錯》及作者,蒲輔周的評價是:“王清任先生苦心于醫藥,積有心得,值得學習和尊敬。但僅觀察數十具不完整的屍體,而確定古人是非,殊屬自矜太過,其圖證之現代解剖亦有未合……”。他對王清任的評價反映了他的一家之言,但也是他學習前人經驗並不盲從的一例。

  對中醫治療大法的汗、吐、下、和、溫、清、消、補八法,蒲輔周認為,八法的具體應用應掌握分寸,若當用而不用是為失治,不當用而用是為誤治,但也有當用而用之不得其法,結果病情未得改善。蒲輔周從《傷寒論》桂枝湯下載“溫覆令一時許,遍身??,微似有汗者益佳,不可令如水流漓,病必不除”悟出,八法之應用,應達到汗而勿傷,下而勿損,和而勿泛,吐而勿緩,溫而勿燥,寒而勿凝,消而勿伐,補而勿滯的境界。比如補法,他認為,補法用於虛證,能補不足,促使患者康復。但虛有因虛而病,有因病而虛;有漸虛,有頓虛,還有先天、後天之別;又有陰陽、氣血、津液之分;五臟又各有虛證,所以要有多種補劑,針對使用。漫補達不到效果,補藥堆積也難達到效果,甚至導致胸腹脹滿,衄血  蒲輔周:發展中醫臨床醫學便燥等不良反應,總結出了“氣以通為補,血以和為補”的指導原則。


精通醫理
  蒲輔週一生臨證近70年,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。對於內科疾病,他認為,內科是臨床醫學的基礎。他治內科,在遵崇仲景學說同時,並採擷歷代各家學派之長,如劉河間之寒涼,張子和之攻下,李東垣之溫陽,朱丹溪之滋陰,融眾長於一爐,以補仲景之未備,開後學之法門。因此他能集思廣益,出奇制勝。他平素所治內科病例,大多是應邀會診,故多疑難雜症,要取得顯效殊屬不易。但由於他醫理精通,經驗豐富和善於辨證論治,每能得心應手。

  蒲輔周治療外感熱病,尤見獨到。臨床所見外感熱病,屬中醫傷寒、溫病範疇。自明清溫病學說形成,即有了傷寒學派與溫病學派之論爭。對於兩者的關係,蒲輔周認為,傷寒學說開溫病學說之先河,溫病學說補傷寒學說之未備,應當互為充實。傷寒與溫病是始異(傷寒是寒邪侵犯太陽經,溫病是溫邪首先犯衛),中同(寒邪入裏化熱,證屬陽明,治以白虎、承氣,溫病順傳氣分,治亦以白虎、承氣),終異(傷寒傳入三陰,治宜溫補,溫病入營血,灼傷津液,治宜清潤)。傷寒治以發汗解表,溫病治宜透達取汗,兩者均需顧及津液。這些心得和認識,使他在溫病學術上多所建樹,特別在指導治流行性乙型腦炎方面更多貢獻。

  蒲輔周不僅精通內科,婦兒科亦為所長。他認為婦兒科與內科,只有見證的異同,而無本質的區別。由於婦、兒的生理、病理特性,婦女有經、帶、胎、產,兒童有麻、痘、驚、疳,其餘疾病基本與內科相同,因此,他在精於辨證的基礎上,在婦兒科診治上也有獨到之處。

  對於婦科,他以調理氣血為主,以舒肝和脾為樞機,運用寒則溫之,熱則清之,虛則補之,瘀則消之的大法,臨床取得了明顯的效果。

  對於兒科病,蒲輔周特別強調小兒的機體特點。認為小兒屬稚陰稚陽,非純陽之體,易虛易實,易寒易熱,必須認真運用四診的診察手段,平脈息,察指紋,望面色,審苗竅,聽聲音,觀動作,綜合分析以得出正確診斷,並注意稚陰稚陽之體不任攻伐。兒童無七情內傷症,但腠理不密,易感風寒咳嗽及急性烈性傳染病,腸胃脆弱,易得傷食傷冷之症。蒲輔周診治的兒科疾病均為危重急症,其救治之成功更體現了他在四診方面嫺熟的技術,其判斷之準確,用藥之精當,足堪兒科醫效法。


醫療主張
注意時令氣候
  蒲輔周強調,治病“必先歲氣,毋伐天和”,認為各種不同氣候環境會產生各種不同的發病因素,因此要注意自然氣候和季節等對疾病發生、發展和轉歸的影響。

  如麻疹病,多發於春季,但其他三季也有發生,見症有所不同,治法亦有同有異,所同者,宜宣透;所異者,宜根據季節時令之暑濕燥寒而酌增苦辛或苦辛微溫之品。1945年近立秋,成都小兒麻疹流行。當時大雨連綿,街巷積水,病兒麻疹隱伏于皮下,醫生用宣透無功。蒲輔周聯繫到其時多雨,熱從濕化,因而用通陽利濕法,俾濕開熱越,疹毒豁然而出,雖不宣透亦熱退神清而愈。同道用之,亦皆應手。

  1956年,石家莊市曾流行乙型腦炎,用清熱解毒、養陰法治療,治癒率達90%以上,而次年北京流行此病時,用上述方法效果不顯。蒲輔周從臨床實踐中發現,北京多年陰雨連綿,濕熱交蒸,因此屬暑濕偏盛,遂用杏仁滑石湯、三仁湯等化裁,通陽利濕,收到了良好效果。蒲輔周在總結經驗時說:“在這一次實踐中體會到:由於氣候的影響,今年的患者在誘因上多有暑濕並重的現象,個別的還有一些變症,我們在治療腦炎過程中,隨時都要注意到這一些”。

  在對內傷雜病治療中,他亦注意氣候的影響,適當加入相應時令藥,如其治週期性發熱,就按季節靈活處方用藥,暑天選用四妙丸加茵陳、青蒿、木瓜、荷葉等清熱利濕,入秋後用五積散合四妙丸加味,祛寒除濕,以提高療效。為配合季節,還注意用藥的劑型。1963年治金某心氣虛痛(冠心病)一例,即冬用膏、夏用散,以與季節相適應,既考慮到療效,亦方便了病人。 


 強調治病求本
  治病必求其本是中醫治療的基本原則。蒲輔周對此深有研究,並對在辨證求本過程中應注意處理的幾個關係作了闡述:

  一是邪正關係。他認為從邪正關係上來看,“正氣存內,邪不可幹,邪之所湊,其氣必虛”,邪氣為標,正氣為本。人類疾病的發生、發展和轉歸的過程,正是邪正鬥爭勝負消長的過程。因此,在治病過程中,要注意患者的正氣情況,掌握扶正祛邪、祛邪養正的辨證關係。若只見病,單純以驅除病邪為務而不顧正氣,則失去治病求本的意義。例如他曾治一急性肝炎患者,前面治療的醫生均只注意肝炎為病毒感染這個外邪的一面,以致中陽更傷,飲食日減,便溏完穀不化,神疲肢倦,月餘臥床不起。蒲輔周治以香砂理中湯加吳茱萸、草果健運脾胃,扶正祛邪,患者很快康復。

  二是病因和症狀的關係。他認為,疾病的病因是本,症狀是標,所以治病必須尋求病因,對因治療,才能達到痊癒的目的。如他曾治一尿閉和一尿失禁的兩個患者,從症狀看,兩人是完全不同,但從病因病機分析,卻都是中氣虛弱,一是中氣不攝以致尿液失禁,一是中氣不運,尿閉不通。因此都從中氣虛弱治,處以補中益氣湯加減而愈,而不是見失禁就固澀,見尿閉就通利,此即中醫異病同治之義。又如兩心悸患者,雖主症均為心悸,但一例心悸而伴頭暈,噁心、有痰、便溏,苔中心黃膩,脈滑,為痰濕夾膽火上擾心主之實證,便溏是脾弱之象,治宜先以溫膽湯加味化痰濕,兼清膽熱,加用資生丸兼調脾胃而愈;另一例心悸伴有出冷汗,下肢浮腫,大便溏,嚴重時出現心房纖顫,則屬心氣不足,兼有脾濕,偏虛證,治宜補益心氣,溫脾理痰,治療亦以溫膽湯化裁,但以黨參易竹茹,隨症加減而收效,明辨標本,治本而愈。

  此外,在治病求本同時,蒲輔周十分強調治病必先察脾胃之強弱。他認為外感病須助胃氣,內傷病尤須重視胃氣,因為衛氣來源於中焦,胃氣強者,衛氣始固,玉屏風散用白術即本於此。因此,蒲輔周每將調理脾胃作為外感病恢復期的治療關鍵。而脾胃為後天之本,五臟六腑皆稟氣於胃,胃氣受戕則內傷難複,所以治療內傷時亦必須時刻不忘胃氣這一根本的原則,在蒲輔周臨床中是不勝枚舉的,例如他對一例久治不愈中陽衰弱低熱患者的治療,處以升陽益胃湯,每日煮取15克,獲效甚速;而他治另一例寒濕痹症後期邪卻正傷患者用建中湯調和營衛、溫中補虛,後以薯蕷丸收功而愈。他說“辨證論治要審病求因,分析邪正相爭不同時機,因勢利導,邪去正安,扶正祛邪。病後調理,應重視胃氣。胃為後天之本,氣血生化之源,脾胃健強,氣血充足則康復矣”。

     蒲輔周調理脾胃,既取法于李東垣之升脾陽,又效法于葉天士而保胃陰,升降潤燥,權宜而施,融李東垣和葉天士之長,用補中益氣湯和益胃湯加減,亦常用補益資生丸,既避免參苓白術散之補而壅滯,亦無香砂枳實丸消導香燥之弊。

  蒲輔周醫術精湛,醫德高尚,理論淵博,為千萬患者解除了病痛,為中醫事業作出了貢獻,周恩來總理稱讚他“高明的醫生,又懂辯證法”,實為當代傑出的中醫臨床家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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